阅读: 32 发表于 2024-10-27 18:33
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欧博而医学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更是蕴含着人们追求健康的智慧。从对医方的配伍，到药材的选择，以及不同的治疗方法，医学文化犹如映射着不同社会经济的一块明镜。除了传世的医药典籍以外，最能展示我国医学文化渊源历史的就属医药类出土文书。
医方是中国古代医药方书的统称，也可理解为方剂。从现存的文献资料记载可知，最早的中医方剂创制距今已有 2000年左右的历史。《汉书·艺文志》中记有“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物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痹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即医方由六个基本因素构成，“本草石之寒温”，还要考量到疾病的程度是深是浅，再借以药味加之根据身体气血的运行并“辨五苦六辛”，欧博娱乐这样才能达到五行的平衡，打通身体郁结，这是对医方最早的解释。
得益于吐鲁番特殊的气候条件，大量的文化遗产得以较好地保留下来，现存吐鲁番文书更是种类丰富，目前发现的包括典籍、信札、契约、佛经、衣物疏、药方等几十种内容。其中医药文书内容涉及全面，也可见治疗疾病种类较多，涵盖的治疗方法包含有汤药、药丸、外涂等，并且还有兽医医方出土，医方的药物配伍方式以及药材选用横贯东西，包罗万象。
1973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506号墓的《唐人写疗眼方》就是一则主治眼病的医方，该件文书虽为残片，但能清晰地看到药物组成有“白石蜜”“甲伤”“决明子”等。其中“决明子”到现在都是人们清肝明目的首选药材，并且有学者研究认为这是一张中外眼科知识相混合的医方。
《唐人写疗眼方》
除了汤药以外，还有记录药丸的文书。如1964年出土于阿斯塔那30号墓的《葳蕤丸服药方》，该件文书写于一包裹丸药的纸上，写录时代在8—9世纪，即唐中后期。药方上记载了葳蕤丸的服用方法、服用剂量。据医药典籍可知葳蕤丸主治眼生翳膜，疼痛昏涩，视物不明，《隋书·艺文志》中记录医方是去除疾病安保性命的一种方法，“天有阴阳风雨晦明之气，人有喜怒哀乐好恶之情”，天气的变换以及心情的波动都会是导致生病的原因。吐鲁番气候干燥、沙尘大，以及冬季长、紫外线辐射强等外界原因，会导致眼病的人较多，故与治疗眼病相关的医方也是屡屡出现。
《葳蕤丸服药方》
从出土医方中可见，润燥以及解决肺气上逆引起的咳嗽居本地医疗之重。阿斯塔那338号墓出土的《唐人写疗咳嗽等病药方》由“五味子”“甘草”“麻黄”“干姜”等药物组成，主治咳嗽短乏，不得气，胸中迫满。
《唐人写疗咳嗽等病药方》
关于医方的类型，《通志·总序》中有载“医方则有脉经，有灸经，有本草，有方书，有炮炙，有病源，有妇人，有小儿。”吐鲁番文书中也出土了关于针灸疗法的《古写本针法残片》，针灸是中华民族的一项重大发明，同时也是对人类的一项重要贡献。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在生产生活中发现身体的某些部位被石块碰伤后，体内的疼痛和疾病便会减轻或消失，于是开始利用锐利的石片刺激身体的某些特定部位或者利用石片刺破脓肿使脓液排出来，以解除病痛。当时的砭石可以说是我国针具的雏形。
《古写本针法残片》
我国的医药文化自古以来就包罗万象，除了疗人的医方以外，还可见兽医类医药文书。出土于阿斯塔那19号墓的《牛疫方》就是其中之一，这则医方运用的是熏闻疗法，是将瓶内药物加热来以气熏牛鼻。
《牛疫方》
隋唐时期，国运昌盛，民族大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盛行加之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的频繁，促进了东西方药物的流通。我国的医药文化兼收并蓄，药材的种类和药方的配制更加丰富，唐代西州的药材市场应该是西域一带最为繁荣的交易市场。根据《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士估案》这一则文书中所涉及到的药品明目，总共有 120 种药材以上，来自天南地北，说明在当时的吐鲁番，药材的选用已经不是困难的事情了，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西域的药材应有尽有，已具有相当规模。根据前人研究可探知，在麴氏高昌统治时期，吐鲁番药材市场的药材交易已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种来源。
医药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它和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文化交流都是无法割裂的，无论是《千金要方》《金匮要略》这样的医药典籍，还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的调养经验，抑或是出土文书的医方残卷，都在点滴中记录和承传了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绵亘千里。（新疆博物馆 巴音其其格）